刘宗迪：我要给《山海经》正名

阳光下的幸福

文 / 陈菁霞



《山海经》的世界，

　　从1998年跟随钟敬文先生读博士开始至今，刘宗迪在《山海经》研究这一领域已经耕耘了二十多个年头。当年，钟先生听说他要研究《山海经》，特别高兴，对他说这部书你可以作一辈子。刘宗迪虽然表面上点头称是，但心里却很不以为然，心想《山海经》只有四五万字，怎么可能让我作一辈子。“现在看来，真叫钟先生说对了，我做了博士论文，又作博士后，已经写了三本书，但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多，不得不佩服钟先生的先见之明。《山海经》这本书我这一辈子可能也研究不完。”
　　在读民俗学专业的博士之前，刘宗迪本科读的气象专业，硕士期间跟随高尔泰和苏恒先生读文艺学。而他这样在不同学科之间转换，主要是出于兴趣：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了，就去研究某个学科。以问题而非学科为中心，这是他选择专业的出发点。而事实也确如他所言：“人文领域，没有任何问题是能够靠一个学科的知识解决的。”
　　前不久，他“天书三部曲”之二的《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甫一推出，即获得大批读者追捧。和众多的学术著作不同，这本书没有一本正经的前言，打开所见的则是长达几页的“序诗”，为读者勾画了一幅山海经世界的轮廓。磅礴的诗情之外，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对《山海经》研究的投入和挚爱。“我为什么有这种冲动，或者说激情去写这首诗，主要就是有感于《山海经》这本书的命运，这样一部古老的书，包含着这么丰富的上古历史、地理信息，蕴含了我们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却被学术界大大忽视，想到这一点，我就特别激动，要为这本书鼓与呼。”
　　20多年来，他像一位孤独的行者，跋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从早期的博士论文扩充的《失落的天书》《〈山海经〉的世界》再到《众神的山川》，“就像一个无底洞，一头扎在里面，面壁写作，跟躲进庙里修炼差不多。”这几年，“内卷”裹挟了社会各个领域，学界亦难置身其外。但在刘宗迪身上，好像看不出焦虑感。对他来说，史学界忽视他的研究成果，但他的书有人读，这就够了，就说明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拨云见日，还《山海经》作为地理志的本来面目
       陈菁霞：历来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但主要聚焦在它的成书年代和对作者的考证，您在《众神的山川》更多是将《山海经》和《禹贡》进行对比，从一个更宏阔的角度，来为其华夏上古地理书的本来面目进行正名。您为什么会选取这样一个角度？
       刘宗迪：我研究《山海经》，首先要给它正名，大家都觉得它是一本怪物志，如果这样的话，它的价值就有限了，无非看着好玩有趣而已。这些年《山海经》很火，当当网上关于《山海经》的各种读物不下数百种，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它是怪物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都是一些九头的鸟、九尾的狐、人面的蛇，读着好玩。
　　实际上，《山海经》里记载的那些奇鸟异兽并非什么怪物，它们都是古人亲眼所见的现实中实有的动物，很多我们在今天的动物园中依然看得到，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古人观察动物的方式、记录动物的语言，才把它们误解为怪物。
　　既然是一部基于真实的地理志，它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因为我们要研究上古史，首先要重建上古地理。《山海经》既然是一部上古地理书，它对于古史研究、包括考古学就非常重要。前人，像顾颉刚先生，虽然也认识到《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但依然认为它的内容半真半假，因此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地理学价值。
       陈菁霞：您比顾颉刚先生更进了一步。
       刘宗迪：是的，我是踩着顾先生的足迹更进一步。顾颉刚先生是《尚书》研究专家，他虽然看重《山海经》，但更重视《禹贡》，认为《禹贡》是科学的，而《山海经》则是想象的、神话的，研究上古地理，《禹贡》比《山海经》更可靠。顾颉刚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既然顾颉刚先生这么说《山海经》，后人在研究上古地理时，自然更重视《禹贡》而忽视《山海经》。我研究《山海经》，从顾颉刚先生受惠良多，我的很多论证都基于顾先生的先见之明，但在论证《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方面，我要比他更进一步。

研究《山海经》，让我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祖先
       陈菁霞：从《失落的天书》《〈山海经〉的世界》到《众神的山川》，您的这一研究思路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刘宗迪：在《失落的天书》和《〈山海经〉的世界》这两本书中，我试图说明古人如何认识他们的世界。我们把《山海经》当成怪物志，是因为我们用现代人的目光去看它，如果我们能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世界观，去看待他们的世界，包括看待这本书，也许就不会觉得它怪了。所以我这两本书都以“世界”或“世界观”为题，并不是想再现古代的世界，而是要重建古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明古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陈菁霞：换句话说，您是用现代科学知识为古老的志怪进行信息解码，回到历史的现场。
       刘宗迪：我们学习、研究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文献学，基本目的就是能够超越现实的局限，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起点，设身处地去想古人之所想，见古人之所见，而不是把现代的思维、概念、理论强加到古人的头上。我一直认为，人文科学的目的就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包括今人与古人的沟通、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沟通，因为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语言、世界观不同，相互之间被文化的、语言的、时间的、空间的断裂所隔离，很容易造成误解，只有相互沟通，达成相互理解，才能避免误解。这是人文科学最重要的作用。研究《山海经》，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的祖先。
　　《众神的山川》研究《山海经》地理学，实际上，如果认真对待这部书，就会发现现在古史学界、包括考古学界争论的很多问题，在这部书中都有答案。比如夏墟问题，现在争论得特别热烈，学术界很多人都把二里头遗址视作夏墟，但王国维、吕思勉、顾颉刚、杨向奎、沈长云等古史学者基于对古史文献的研究，都认为夏墟在东方，我在这本书里，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夏墟问题，得出的结论跟前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考古学对于重建上古史无疑十分重要，但是，要把考古遗址跟古书中的某个都城或某个帝王挂上钩，首先要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搞清楚，比如说，夏墟考古，要寻找的夏墟是古书中所说的夏的都城，即我们民族文化记忆中的夏，而不是随便哪个时代相当于夏代的古城遗址，所以，对古史文献中夏墟记载的正确认识，是夏墟考古的前提。实际上，现在考古学界之所以断定二里头遗址是夏墟，就是以徐旭生先生的夏墟文献考证为基础的，但在我看来，徐先生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并不准确，他没有认识到，古书中的洛水、伊水、太室山并非今天的豫西地区的山川。对此，我在书中有大量相关论述。

　《众神的山川》是我投向古史学界的一块石头
       陈菁霞：如果说《山海经》中的地域范围不同于《禹贡》，根据您的考证，《山海经》的空间范围基本是在山东，这是否意味着必须对中国上古地理和历史进行全面的重建？ 这一认识会对此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乃至于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宗迪：您的问题触及了《众神的山川》的核心。如果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不是《禹贡》，而是《山海经》，那么就需要对中国上古史的画面进行重构。我这本书的下编《重构古史版图》，就是基于《山海经》地理重绘了上古史的画面。上古史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地点，比如夏墟、殷墟朝歌在什么地方，牧野之战的战场何在，是重建上古史的关键，这些地点的所在都久有定论，但这些所谓“定论”其实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我在这本书中利用《山海经》提供的线索对这些问题做出了重新审视，得出的结论可以说与传统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曾在私下跟本书责编、商务印书馆的倪咏娟女士说，这本书是我投向古史学界的一枚炸弹。说炸弹太严重了，就算我扔出的一块石头吧，不知道能不能激起一点涟漪。
       陈菁霞：确实很颠覆之前的认知。比方说像《楚辞》，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家都认为《楚辞》是战国楚国诗人屈原流放湘楚一带时所作，而您在书中却考证出，与《楚辞》有关的地点，诸如洞庭、潇湘、沅澧、九江，原本都在江苏徐州一带。对您的这些考证结果，学界是什么样的反应？
       刘宗迪：目前为止基本上没什么反应。这也许跟我的学术出身有关。我本科读气象，研究生读文艺学，博士读民俗学，跟史学界、古代文学界不搭界，我自己也很少参加他们的活动，只跟个别学者有交流。或许有人会读我的书，但他们完全可以装作视而不见。
　　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对自然科学而言，如果一个新理论出来，如果你无法推翻它，那你必须承认它，就算你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但人文学科不一样，人文学科领域决定一个理论取舍的，除了学术因素，还有很多非学术因素，牵扯到门户之见、学派之争，甚至是情感好恶，所以就算你把旧的理论证伪了，别人也同样可以置之不理。
　　按理，学者都是讲道理的，但人文科学的理论更新、范式更新，常常不是靠讲道理，而是讲情面。人文科学的理论更新，更多是靠新陈代谢。当老一代人过去以后，可能新一代中会有人睁开眼睛，会吸收新的知识，这需要慢慢来，着急也没用。

下一步，计划将《山海经》放回到更广阔的东北亚乃至欧亚交流的视野中
       陈菁霞：“天书三部曲”已出版两部（《失落的天书》《众神的山川》），第三部的计划是什么？
       刘宗迪：说实话，三部曲的写作计划一直在变，本来第三部已经写了一半了，但现在发现可能要改变计划了。我本来的计划是写天、地、人三部曲，第一部写《山海经》的天文学问题，第二部写地理学问题，第三部写相关的古史问题，因为《山海经》牵扯到夏商周的历史。但写第二部时，发现讲地理离不开历史，因此顺便把原本计划第三部的工作给干了。所以后来我把第三部的题目改成万物，研究《山海经》的博物学问题，或者说物质文化，这样构成即天、地、万物三部曲。但研究物质文化，也同样离不开人，《山海经》记录了那么多动物、植物、矿物、药物，我在考证这些事物的时候，自然会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对这些事物发生兴趣，写了这样一本博物志？
　　随着这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搞清楚《山海经》背后的人，对于彻底理解《山海经》非常重要，所以我可能把第三部依然确定为“人”，但这个“人”不仅关乎夏商周的历史，而可能关乎更遥远的历史、族群和宗教问题，尤其上古时期的族群迁徙问题。
       陈菁霞：您有什么样的新发现？
       刘宗迪：《山海经》反映的是山东地理，但《山海经》这个世界的构建，却可能与东北民族有关。考古学的线索表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可能存在一个从东北向山东、并经由山东向南方、中原的族群迁徙趋势，从东北经辽东半岛、庙岛群岛到山东半岛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理走廊，所以辽东跟胶东之间很早就有文化和人口的交流，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证据。
直到春秋时期，山东地区还有来自东北的长狄、东夷、莱夷等。上古时期山东与东北地区之间的族群关系，《山海经》就有明确的证据，《山海经》记录了一系列位于北海之滨的北方民族，诸如肃慎、北狄、犬戎、东胡、鬼方、胡不与等，都是进入山东北部的东北族群。《山海经》中记录的大人国，姓莱，在蓬莱附近，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莱夷，可能就是来自东北的身体高大的人种。近年来，考古学者在章丘焦家大汶口遗址发现了很多身材高大的遗骨，证明上古山东确实存在一个身材高大的民族。
　　来自东北的族群当然不会在山东止步，他们会以山东为根据地继续向南方、中原迁徙，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上古史乃至东亚上古史特别重要。实际上，《山海经》中就记载了一条从日本九州岛经由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庙岛群岛、胶东半岛直到浙江、福建、广州沿海的环东北亚海上交通线，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山海经》的记载让人半信半疑，最近中国科学院学者付巧妹教授的分子生物考古学研究成果，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科学的证据，付巧妹团队的研究表明，在距今9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东亚人口的主要迁徙方向是从西辽河地区沿着海岸向华南地区的迁徙。这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山海经》中成书最早的部分，《大荒经》《海外经》的古图，大概成于商代晚期，《山经》成书晚一些，也不会晚于春秋时期，这本书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图景背后，可能就是东北民族向山东地区的迁徙运动，正是在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东亚人口迁徙的背景下才出现了这部书及其所呈现的世界。正是来自东北的族群，给山东的地理世界打上了非常明显的文化烙印，包括神话、宗教、地名、国名，都流露出东北民族的印记。
　　我非常想在第三部书中，以《山海经》为中心，对上古时期东北亚-山东之间文化互动的历史做一个深入的探究，不过，这又将进入一个我此前未曾涉足的陌生领域。把陌生之域化作熟悉的地盘，研究的乐趣也正在于此。
　　如果说，我的第二部书把《山海经》的版图收缩到了山东，那么，我希望能在下一部书中，重新把《山海经》放回到更广阔的东北亚乃至欧亚交流的视野中。

尺度问题是解开《山海经》地理的金钥匙
       陈菁霞：现在很多自媒体都在谈论《山海经》，众说纷纭，甚至还有美国学者认为《山海经》中的一些记录涉及到美洲地理。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您的研究主要是用到哪些考证方法？
       刘宗迪：这些年，关于《山海经》地名的考证，除了学界之外，一些民间学者和《山海经》爱好者、上古史爱好者，他们通过图书、文章乃至网络视频发表了不少成果，在网上广为传播，尤其是有些视频，传播很广，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民间学者和爱好者对山海经的钻研和传播，客观上促进了民众对山海经的关注，让《山海经》从一本本来令人费解、少人问津的古书成为一个深受欢迎的大IP，可谓功莫大焉。这些人特别热衷《山海经》地理的考证，但他们往往缺乏严格的文史学术训练，对史料掌握不够，论证上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缺乏对《山海经》其书的全面认识和对《山海经》地理的整体把握，往往流于耸人听闻，很难令人信服。
　　我对《山海经》地理的考证，当然也跟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做法一样，把《山海经》地名与《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古代地理文献相对照，但是，在这样做时，必须认识到，《山海经》的地名虽然可以跟《禹贡》等书的地名对上号，但它们指的可能并非同一个地方，因为地名是会移动的，同一个地名会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在研究《山海经》地理时，不能仅仅凭个别地名的吻合就断定它记载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地理。
　　地理学是空间之学，因此，据古书考证地理，考证书中的山川方国所在，首要的是了解它的范围、方位、里程，其次是了解其山脉河流的走势，最后才是地名的训诂对证。《山海经》的地域范围究竟有多么大？ 这是每一个关心《山海经》地理的人首先会提出的问题。《山经》的末尾说它记载的范围，东西是28000里，南北是26000里，这个范围远远超出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上古时期的人们根本没有能力勘察、了解这么大范围地域的地理状况。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山海经》的记载不可靠，是古人的瞎编乱造。
　　这里就涉及到《山海经》的尺度问题，即《山海经》的一里究竟有多长，相当于现在多少里。我们知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使用的长度单位是不一样的，但那么多人关心《山海经》的地理问题，却从来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不了解古地理书的里程单位究竟多么大，就相当于看地图不知道比例尺，必然会南辕北辙。
       陈菁霞：您在考证《山经》的尺度时，指出其中的一里相当于今天的0.024里，即12米。这个数字是怎么考证出来的？
       刘宗迪：《山经》一共26篇，记载了26列山，它每记载一座山，就会说明它相对于上座山的方位、里程，每篇的末尾会总计这一列共多少座山，总里程多少里。既然这样，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只要我们能够把书中某一列山跟现代地图上的某一道山脉对上号，在地图上测一下这道山脉的总里程，跟书中记载的里程一换算，不就知道《山经》一里相当于现在多少里了吗？
　　这个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实现却很难，因为《山海经》这本书太古老，我们很难把它记载的那些山列跟现在的山脉对上号，就算我们知道书中的某列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山脉，由于山脉地形复杂，我们也很难知道书中记载的那个山列的起点和终点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办法很难行得通。但是，就是事有凑巧，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山海经》恰恰记载了一道山列，我们不仅可以准确判断它在什么地方，是现在的什么山，也能够准确地确定它的起点和终点而不会出现偏差。这就是《东次三经》。
　　《东次三经》记载的是山东地理，它共记载了九座山，九座山从北到南排列，最让人关注的是，这九座山之间都是“水行”，就是说从一座山到下一座山走的都是水程，这意味着九座山之间都是水域，这九座山只能说九个岛屿，即海上的九个岛。稍有地理常识就知道，在山东版图上，九座南北排列的海岛，只能是渤海口的庙岛群岛。
　　既然我们断定《东次三经》这九座山就是庙岛群岛的九座岛，我们在电子地图上量一下庙岛航线经过的九座岛屿之间的总里程，大约150里，书中记载的《东次三经》总里程是6400里，将这两个数据一换算，得出《山经》的一里只相当于现在的0.024里，即12米。这个结果确实出人意料，也许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承认《山经》的记载是真实，你不能推翻我的论证逻辑，那你必须接受这个结论。至于《山海经》的里程单位为什么这么小，我就没法回答了。也许是为了保密吧。因为《山经》记载了众多自然资源，包括金银铜铁、玉石丹砂之类矿藏，还有各种动物植物药物，《山经》其实就是一部“藏宝图”，可能出于保护资源的目的，作者故意把“比例尺”搞乱，让别人找不到这些资源所在的地方。
       陈菁霞：这一系列的考证里，您最得意的发现是什么？
       刘宗迪：就是刚才说的这点吧。确定地域范围是解读古地理书的关键，这一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了尺度问题相当于掌握了解开《山海经》地理问题的一把金钥匙。谭其骧先生都专门研究过《山海经》的地域范围问题，但他想当然地把《山海经》中的里当成古书中通用的古里，即古里100里相当于今里70里，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山经》记载的是中国范围内的地理，但根据《山经》里程数字得出的地域范围远远大于中国的实际地域范围，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他只好认为是源于古人的编造。
　　我们既然知道《山经》的一里仅相当于现代的0.024里，那么，《山经》中说的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的范围，折算一下，也只不过是方圆七八百里而已，大概就相当于今天山东的鲁中南山区范围。实际上，《山海经》记载的就是山东地理，我在《众神的山川》里用大量的考证和论证、花很大的篇幅，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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