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源话《周易》

静定结构

《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理由在于，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而《周易》的主旨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表明《周易》就是天人合一之学。近人徐复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周易》是大道之源的理由，他认为，文王为忧患意识所诱发而作《易》，此忧患意识之所以发生，是殷周之际整个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活动的结果，创制《周易》的周初正处于中华文明从原始宗教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转换期，此忧患意识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大道之源。
每当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文化冲击以及自身困境的时候，《周易》经传总能发挥她大道之源的功用。魏晋玄学之兴起，《周易》经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佛家文化从印度传入之后，宋明理学就是从《周易》经传打开局面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程氏易传》及朱子的《周易本义》，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即证之五经，《易经》自然是少不了的。西学东渐以来，《周易》经传再次发挥了她大道之源的作用。新儒家借助《易传》建立新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等，证成超越与内在的贯通及天人合德的意义，如牟宗三道德形上学。
《周易》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易》之演变有《连山》、《归藏》再到《周易》的过程，尽管今天只能见到只言片语，但绝不能视之为无物，《易经》引用了殷周歌谣，这说明引诗为占乃是占筮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很久远。有卦爻辞以行占卜是一个久远的传统，《易传》里面有文王之后的周代歌谣，说明其后有所损益。这也说明卦爻辞不是个人临时随机的解释凝固而成，而是以当时流传的歌谣等一些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内容为主。
《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但不仅仅只是一部卜筮之书。《周礼》有“太卜掌《三易》之法”，《左传》、《国语》的二十二个卜筮的例子，表明古人的军政大事往往取决于卜官占卜的结果。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古人占卜吉凶以图趋利避害，通过卜筮活动，周人明白了一个道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因此，《周易》也是一部借卜筮以教后人，神道设教的巨著，《周易》自身这个显著特点也决定了它有象数与义理两个主要的解释方向。
象数派的兴盛始于汉代，汉儒以《易》象也就是八卦的众多卦象以及《易》数即阴阳奇偶之数为解释《周易》的途径，在切合占筮之用的同时揭示其义理蕴涵。汉代的象数易学有两大弊端，一是执泥卦象，二是周易的道理容易被解释得支离破碎。故而有王弼扫象，以老庄思想解释《易》理开风气之先，到程颐、朱子以儒家思想解释《周易》，义理派至此则蔚为大观，义理派主要力图阐明《周易》的思想，由此可见，《周易》的义理才是其核心。
说到《周易》之义理，就不能不说孔子。皮锡瑞《经学通论》说：“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这是说，孔子担心人们被吉凶祸福所迷惑，而那些用《周易》卜筮的人又往往穿凿附会，则《周易》之义理就会晦暗不明，所以孔子演系辞以明义理，切近人间事务，借用卜筮来教育后来的人，其实就是神道设教。
关于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是有争论的，《论语》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而《鲁论语》将“易”写作“亦”，所以有人据此以为孔子与《周易》无关。但《论语》明明白白引用有《周易》恒卦九三的“不恒其德，或乘之羞”的爻辞；孔子引用爻辞文献见于《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乘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孔子不仅引用了恒卦的爻辞，也表明了德性与占卜的关系，没有恒心持守道德的人根本不必去占卜，这也正好说明了孔子发明《周易》之义理的主旨，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更是证明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帛书易传》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我观其德义耳”。“夫子老而好《易》”说明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所说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确实是事实。孔子也知道，如此重视一本卜筮之书会引起后人的怀疑，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孔子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要明白孔子对《周易》的重视根本就在于其义理，所以孔子说：“我观其德义耳”。
关于《周易》之书名的意义。先说“周”，周字之义有两种说法，陆德明《经典释文》兼取两说：“周，代名也；周，至也，徧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周易》之周主要指周代，也含有周普的意蕴。再说“易”，《周易乾凿度》说“易之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也就是说，“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层意思，这表明，天地变化的法则是简单而平易的；天地之间的事物是永远变化的；而事物永远变化这一点则是不变的。简言之，《周易》是周代产生的关于变易的一本书，所以英语把它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s。
《周易》有符号和文字两套系统，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是其符号系统，还有与此密切相关的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符号系统由阴阳两个基本符号演变而成。阴阳爻象的形成，是中华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观察，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和现象。随之由阴阳演变为八卦，并进一步演绎为六十四卦，传统的看法是文王重卦，张政烺认为，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奇字”就是数字卦，卜筮的时代至少可以上推至商代。
《周易》六十四卦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乾》卦象征天之刚健，《坤》卦象征地之柔顺，且被称为《易》之门户的乾坤两卦象征着刚健与柔顺的转化，《屯》卦象征初生，《蒙》卦象征蒙昧等等。六十四卦象征广泛，甚至被认为无所不包，但纷繁复杂的内容表达着一个思想：事物变化是有其规律的。这正如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易序》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这里说的变化之道就是《周易》的核心思想。
《周易》有经还有传，《易传》有：《文言》、《象传》上下、《彖传》上下、《系辞传》上下、《序卦传》、《说卦传》和《杂卦传》七种，共十篇。《易传》是用来解释《周易》经文大义的，犹如鸟之羽翼，故这十篇文字自汉代起被成为十翼。《易传》非一人一时之所作，是在春秋到战国之间经过多人多时加工而成的。
《易传》在今天文化语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因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其核心思想的形而上学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学者们便从《易传》着手建立属于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最典型的就是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形上学。应该说，《易传》确实有类似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西方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词义就是在物理学之后，即希望探求现象背后的真理，而《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正是表达了在器物之上还有更为重要的“道”。可以说，《易传》成就了两个系统的形而上学，其阴阳观念则把神或神明客观化为形而上的阴阳二气，用以说明宇宙创生的过程，成就了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易传》中的性命观念打通了天人之间的德性联系，成就了道德形上学。如《说卦传》中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里就很明确地表达了两种形而上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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